时隔9个月，民政部的通报显示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儿慈会）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严重缺陷。

此前，柯某孝利用9958项目平台，私自筹集资金近千万元，这在调查中被归因于儿慈会内部管理不规范、项目操作违规等问题。同时，儿慈会被认为未按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导致监督机制失效。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儿慈会的管理漏洞，也暴露了公益行业内部治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关于此事，提几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唯筹款额论英雄，偏离公益目的

近年来，国内公益行业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愈发明显，很多机构在互联网公益的红利期竞相追逐筹款金额，唯筹款额论英雄的观念盛行。这种价值观导致许多慈善机构更多地关注如何迅速筹集大量资金，而非真正关注捐款的使用效果和某个社会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这种行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儿慈会的“加盟”模式。通过挂名合作的方法迅速扩展筹款规模，但却忽视了对项目管理和资金使用的严格监管，最终因一名“志愿者”的胆大妄为而爆雷，这可说是偶然中的必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公益行业必须重新审视和回归“利他”的基本价值，强调公益目的和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进展，而非不惜代价地追求筹款数字的增长。

二、劣币驱逐良币，公信力迟迟无法建立

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客观上鼓励了人们不择手段地“做大做强”， 由于行业一度追捧这样“能人”，并请他们分享“成功经验”，逐渐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儿慈会中的一些相关负责人就是典型例子，他们通过突破伦理底线的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并以追逐财富的热情来扩大筹款规模。

澎湃新闻的评论中说：“柯某孝从一名接受救助的患儿家属，变成了诈骗患儿家属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惊人的异化，让人唏嘘。”其实，儿慈会相关负责人何尝不是从富有热情的公益从业者，变成了职务犯罪的嫌疑人，这种异化更惊人、更让人唏嘘。

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服务了部分人（不排除确有不少患病家庭得到实惠）却不是真正服务于公益目的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捐赠者的信任，也打击了真正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机构和个人的积极性，导致整个行业一再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公益行业需要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和筛选机制，确保公益项目的诚信和有效性，让好的项目得到应有的发展支持。

三、超越“严管”思维，推动行业自律与自治

可以预见的是，在民政部通报出来后，新一波要求“严管”的声音会兴起。笔者的意见是，不是不要严管，而是要超越严管。

在任何行业中，单纯依靠外部严格监管从来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过度的“严管”甚至可能窒息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公益行业尤其如此，如果一味强调政府的强力监管，可能会使机构陷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创意和效率都将大打折扣，这不利于公益目的。

长远来看，还得推进行业自律与自治，激发机构自身的责任意识和内控机制。行业协会和各种形式的枢纽机构，也许包括一些大型的资助基金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制定自律公约、推动同行评议等方式，引导慈善机构自觉遵守伦理和规章，形成一个健康、透明的自主治理环境。

解决思路：回归价值伦理，重建社会信任

要解决当前公益行业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回归公益的价值伦理，重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解决思路：

一、建立多元化评价和筛选机制

当前的“唯筹款额论英雄”已经偏离了公益的本质。为了重新确立公益的诚信和透明，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和筛选机制。这个机制不仅要关注筹款的总额，更要全面评估项目的社会影响、公众反馈和执行透明度。通过引入专家评议、同行评审等多元化的评价手段，可以确保对项目的全面审视和公正评定。将价值伦理融入这一机制中，使项目不仅被动接受审查，更主动践行公益精神。

二、加强公众和媒体监督，注重公益伦理的倡导和普及

此次事件发展至今，新闻界的多频次、多角度报道和评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反复论证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是公益事业不偏离初衷的重要保障。

通过加强公众和媒体的参与，可以形成外部监督力量，促进慈善机构自觉规范行为。倡导和弘扬“利他”、“诚信”、“自愿”等核心公益价值，不仅是从规章制度上约束从业者，更是在观念和文化上引导他们践行公益伦理。

公众参与不仅是对项目的监督，也是对公益理念的传播和认同。媒体的报道不仅是揭露问题，也是弘扬正气、树立标杆的重要手段。